苹果又一次因拒绝解锁iPhone和美国政府站在了对立面，而这一次的对手不仅是美国司法部，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亲自出马，怒喷苹果不配合警方调查。几天之后，尽管苹果依旧坚持不解锁iPhone，但也作出了让步：苹果放弃了计划未来推出的iCloud备份端到端加密。为此EFF还特地做了海报声援苹果，希望苹果不要放弃加密计划。在这一次苹果取消加密的背后，是苹果和美国政府长达数年的博弈。

上锁iPhone：美国政府的眼中钉 

2016年，在南加州恐怖袭击案中，苹果曾拒绝FBI的要求——解锁与枪击案嫌犯有关的iPhone，FBI希望苹果制作无加密版本的iOS，以便FBI可以访问设备上的内容。苹果拒绝安装后门，库克还发布了公开信重申立场，这最终导致苹果陷入长达数月的法律诉讼。最后FBI找到了一家可以帮助其解锁手机的第三方，才撤回诉讼不了了之。

无独有偶，在去年12月佛罗里达的一家海军培训基地里，一位沙特空军少尉持枪冲进训练教室袭击，导致3人死亡8人受伤。该枪手曾在推特发布了反美和以色列的极端主义内容。枪手被击毙之后，他的两台手机——一台 iPhone 5和一台iPhone 7都处于锁定状态。而美国司法部花了一个月时间都没能从iPhone获取数据，便联系苹果要求协助。

苹果向FBI提供了枪手的iCloud账户资料，但再次拒绝解锁枪手的iPhone， FBI的首席律师正式发函要求苹果解锁恐怖分子的iPhone，也遭到了苹果的拒绝。在之后，美国司法部部长巴尔也表达了对苹果的不满，他表示，苹果并未提供“实质性帮助”来解锁嫌犯的两部iPhone。

而随着事态不断升级，特朗普也坐不住了，他发文炮轰苹果，“我们一直在贸易和许多其他议题上帮助苹果，但是他们却拒绝解锁杀人犯、毒枭以及其他暴力犯罪分子使用的手机。现在，他们必须开始行动，帮助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让美国再次伟大。”

实际上这不是特朗普第一次就解锁iPhone和苹果产生冲突，四年前的南加州恐怖袭击案中，特朗普就公开呼吁抵制苹果，“我现在同时使用苹果和三星手机，如果苹果不把恐怖分子信息交出来，我就一直使用三星手机。”

网络时代下的“独狼”恐怖袭击 

很不幸的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恐怖主义也搭上了这辆快车。ISIS就积极地通过Facebook和Twitter分享自己的激进思想，甚至上传处决俘虏的视频。除了这些公众社交网络平台，恐怖主义也开始渗透进加密通信平台，首当其冲的的就是Telegram，甚至一度面临下架危机。为此Telegram不得不主动打破自己“崇尚绝对自由”的方针，封禁了数百个ISIS频道和交流群。

而更麻烦的在于，这些宣传往往对本土二代移民很有效，这些移民后裔生活在封闭社区里，不融入社会，很容易被网络上的极端主义感染。布鲁塞尔连环爆炸案、南加州袭击和奥兰多枪击案的凶手，都是移民后裔，且是“独狼”式袭击（Lone Wolf）。

和“911”的团体袭击有很大不同的是，“独狼”意味着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也没有任何的征兆，甚至不需要精心的策划便能够实施行动。所以对于美国政府而言，凶手的iPhone就代表着联络网、远程行动策划以及协助的亲友，甚至还可能有在本地志同道合的“同志们”，也不外乎FBI为何要如此坚持解锁iPhone。

iPhone真的那么“完美”？

实际上，iPhone并不如苹果所宣称的那样不可破解。

就算是苹果自称不断升级的“安全手段”，也敌不过专业人士的猛攻。五年前的南加州枪击案，就是FBI找到了一家以色列的第三方公司，花费130万美元破解了嫌犯的iPhone，最终不了了之。

为了补救，苹果在更新中拉长了密码输入时间，杜绝了暴力破解；特地增加了Lightning接口的限制，如果想要iPhone与USB连接，那么必须保证该iPhone是没有锁屏的，或者输入解锁密码，才能实现数据连接，一周之后需要重新验证，彻底杜绝了“黑盒”的破解。

但根据线报，FBI还是找到了绕过iPhone的工具，而且就是通过“黑盒”。据《福布斯》报道，FBI已在近期利用使用了GrayKey成功解锁了最新的iPhone 11 Pro Max，并且将之用在了嫌犯的身份认定。而苹果也拒绝对GrayKey进行回应。

苹果的隐私工作也不能说做得尽善尽美。在最近几个月内，苹果就被曝光了两起隐私问题：一是Siri将用户录音片段自动发送至第三方，为此苹果还专门致歉；二是iPhone 11中原本用来进行室内定位的超宽带芯片（UWP），在定位功能关闭后仍会记录地理位置。被曝光后，苹果也特地在更新iOS版本内做了全局屏蔽。

严格来讲，苹果完全有技术做到破解自己的手机。只要苹果在后续版本的iOS中，亲自签发通过软件校验，既可以保证绕过锁定，在手机上安装“后门”。而且在FBI与苹果的诉讼文件中，法院也明确认定苹果可以定制破解软件，且仅在涉案iPhone上执行。

苹果的“不解锁”声明，更多是申明公司的价值观，而不是在技术上无法实现。

在棱镜门之前，苹果一直都在和司法部门积极合作。根据曼哈顿一位检察官的表示，之前只要拿到智能手机的搜查令，苹果就会处理这台手机的信息并装在U盘里送回。而随着斯诺登的披露，苹果表示，它将不再“根据政府的搜查令进行数据提取”，因为这些文件受到与用户密码绑定的加密密钥的保护，而苹果“并不拥有”这种密钥。

“隐私不可侵犯”真的是政治正确？

苹果的两次解锁事件，都引发了科技界的强烈反弹，Google、微软、Facebook都纷纷站出来力挺，而美国的民众也大多都倾向于苹果。尽管最终iPhone还是被破解了，但苹果也赚足了民望。

不过美国的所谓“民意”，实际上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哪怕是作为立法者的美国国会，也会被突发事件引发的情绪所左右。在“911”时间的六周后，美国国会就火速通过了给予执法机构更大权力的《爱国者法案》。

《爱国者法案》法案没有经过听证会的讨论和斟酌就交予表决，但还是以众议院357票赞成66票反对，参议院仅1票反对的压倒性优势通过。时任美国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还声称：更多的恐怖主义袭击还会到来，谁反对《爱国者法案》，谁就是为敌人提供帮助和安慰。 

随着时间的推移，群情激奋的民众也开始冷静下来。他们注意到，《爱国者法案》对于执法人员的权限界定宽松，执法部门的监听调查权被无限扩大。而之后的关塔那摩、棱镜门等事件，都开始让人们反思美国政府在“反恐”的名号下滥用职权，侵犯个人权利的行为。2015年，《爱国者法案》在国会的激烈博弈下终止，新的《美国自由法案》对国安局的监听权限进行了严格控制。

但《爱国者法案》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告诉我们，人的认知往往会随着客观世界的变化而变化。倘若再来一次震惊全美的恐怖袭击，相信民众“把隐私部分让渡给政府”的呼声又会高涨。

我们究竟该担心什么？

实际上，尽管以微软为首的一众科技公司都声援苹果，但作为微软创始人的比尔盖茨却表示，FBI要求解锁iPhone是一个特殊的案例，政府在特殊情况下访问特定的信息，这并不是向公众伸手。并且他补充道：“相较于政府能够访问任何信息，我觉得是否需要选择建立这样的保障措施才是更为重要的，也是值得我们讨论的。”

小雷同意盖茨的看法，公众安全和个人隐私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天敌，不仅是美国，我国也深受其害。为了公众安全，一切企业与个人有必要配合政府工作，更遑论两案中的嫌疑人都是确凿无疑的恐怖主义者。如果是恐怖分子相关亲属或同事的设备暂且不提，FBI在案件余波未平的情况下，要求苹果解锁恐怖分子手机寻找可能存在的共犯，小雷认为特事特办、无可厚非。

但库克也在四年前就说过，“美国政府暗示后门只会在这次调查中使用，但事实并非如此，一旦开设后门，这种技术就会被一次次地使用，涉及不可估计的设备。”如何通过相关法律或者第三方机构有力制约公权力，才是这场隐私之争的根本。

不过小雷认为，这种伦理两难问题终归还是少数。对于美国政府而言，就算真的无法解锁iPhone，凭借其丰富的执法资源和技术，在网络上找到恐怖分子的蛛丝马迹并不困难，过度沉溺于“假想敌”的讨论未免有些空中楼阁。

但对于个人而言，在生活中，软件厂家的隐私窃取才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大数据宰客、调用通讯录名单、还有阴谋论的“录音推送”，无不是指向以BAT为首的软件大厂，近几年硬件厂商和软件厂商如何斗智斗勇已经可以写一本教科书了。但公众往往在国家机器上耗费过多心思，反而忽视了这些“贴心”的智能推送。如果真的有人能精确勾勒出你的生活画像的话，小雷相信以这些厂商掌握的信息，其描绘速度只会比美国政府更快。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雷科技”（ID：leite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