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看了优客工场创始人、董事长毛大庆先生发在网易上的一篇文章《只要公司制依然存在 远程办公成为主流的可能性非常低》。咋一看标题、就有一个疑问，毛大庆先生应该不会主动去唱衰远程办公啊？毕竟，他创办的优客工场在全国有不少布点，远程办公趋势起来对共享办公也算是利好啊。

后来看到文末才发现，文章的原标题是《后疫时代办公场景真的会“宅”化吗？》，于是不由得慨叹，小编把标题一改，其实抹去了作者可能最核心的本意——他担心的不是远程办公，他担心的是居家办公！

想一想也理解，远程办公依然要办公，以前挤到北上广核心办公区的，以后可以分散到诸多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的办公区里嘛。但如果都居家办公了，那像优客工场做办公空间（服务之一）的岂不是没有生意了？！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核心问题出现了：数字化时代，工作场所本身以及人们对它的认知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

下面本文将仅就工作场所/办公空间的发展变迁展开讨论，至于毛大庆先生文章中提到的公司制存续、不同工作状态下的生产效率以后再专文探讨。

五大阶段：数字化工作场所的过去与未来

可以说，所有需要工作的人对办公室（Office）或者工作场所（Workplace/Workspace）都充满了感情——不管你是老板还是员工，也不管这种感情是喜欢还是厌恶。

对于老板而言，他/她在办公室里看到的是组织、团队、产出、成本、创造以及效率、文化等等；而对于一般员工而言，他/她在办公室里看到的是工作、薪水、晋升、八卦或者官僚等级、性别歧视、权力斗争、性骚扰、压力、亚健康、假装工作等等。

就像《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制作过的一组专题一样——《办公室爱与恨》这个主题几乎贯穿了这个我们生命中待的时间第二久（家是第一）的地方。

事实上，办公室因为跟工作之间的强关联性，其进化一直备受关注。

从词源上说，Office 来自拉丁语Officium，在古罗马时期有多重含义，包括“服务”、“责任感”与“礼仪”等。到了英语中，“Office”作为名词，对应的中文意思主要有四种，有“办公室、事务所”、“政府机关及其建筑物”、“职位、职务”、或“职责、任务”几种；“办公室”在中文语境中的意思可从字面进行解读，是办理公务的房间。

如果要做个比较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还是拉丁语的意蕴更为丰富，值得玩味，现代语言里的含义反倒过于苍白、平面化。但不管怎样，当我们今天提到办公室/工作场所/空间之中的某个词汇时，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个词汇已经和社会思潮、组织治理、设计思想、科技创新和人类行为心理等话题密不可分，已经成为一个用来解构并重构个体、组织和整个人类社会的棱镜。

在《湾区盒子》针对数字化工作的专题研究中，我们把办公室/工作场所迄今为止的进化分为五个阶段。

办公室/工作场所的第一阶段（或者首先）是一个纯粹的物理空间概念。

当我们提到“办公室”三个字，脑海中浮现的就是一个物理空间概念，只是在不同的阶段，其单位可能是一个单独的房间，也可能是一个一两平米的小格间。

在这个阶段，空间形态是讨论的主轴，并由此衍生出来一系列的相关话题，比如开放空间多一点好、还是私密空间多一点好这种讨论，以及办公室女性（OL）的着装等等。这个阶段几乎纵贯整个20世纪，而且延续至今依然还在不断演变。当然这其中的种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对这一时期的男女平权、资本主义等意识形态问题的持续回应。

如果追溯一下历史，从19 世纪末开始，聚集了大量员工的工作场所逐步从工厂集中迁移到办公室，也正是从这时起，“办公室”开始被看作是“现代主义与工具理性的原型场所”。也正如英国建筑设计师、著名国际设计咨询集团公司DEGW 的创始人之一达菲所言，“办公室已成为发达以及发展中国家大部分雇员最普遍的……体验之一。20 世纪晚期的主要景观就是办公室”。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大批所谓白领阶层的出现。

19 世纪80 年代兴起的泰勒主义，最初被运用于工厂等以流水线为主要生产模式的工作环境，其宗旨是实现科学化管理：即将整体任务分解为若干单元环节并分配给每一个工人，只有单体效率最大化才能实现整体效益的最大值。这种理念在工厂车间得到印证之后，很自然地被20 世纪初期的办公空间设计所效仿。这个时期的办公室，说白了就是条件更舒服点的“工厂”。

但到了20 世纪50 年代初，办公室设计出现了有意识的风格转型，各个层面都开始“去工厂化”，整齐划一地坐成数排的办公室格局遭到鄙视，多元价值与人性关怀成为20 世纪后半叶办公空间设计的认识论主导，成为对抗过去那种极端秩序、监视以及等级制度的物理体现。以简洁、开放、灵活为主要视觉风格、功能化、模块化的空间组合体，成为现代办公空间设计的主要趋势。从这个时期开始，办公室开始越来越注重个人的体验感受，而不只是关注公司/老板的需求。

20 世纪70 年代之后，办公室景观的开放空间设计原则不再新鲜，几乎每家公司都能看到，所有雇员聚集在无隔断的开放空间同时工作，由此而呈现出有竞争力的、活力的、市场化的热闹场景。

第二个阶段，办公室/工作场所含义中加入了通信的概念。

形象一点说，当你想到“办公室”时，除了物理空间，还要想象一下，通信线路中流动的通信信号。

在20世纪60年代，作为物理建筑的办公室开始陆续加装引入通信系统。在办公场所内，除了来回穿梭的人流之外，开始出现一种无形的、在通信网络中运行的信息流。在肉眼可见的范围内，人们看到，各种新兴的办公设备，诸如打印机、复印机、录音机、电话应答机、出票机等等纷纷在办公场合内出现。在一开始，这类设备可能只是出现在领导办公室，归领导专用。但很快，这些设备就被部署到公共空间乃至每个办公桌的台面上。

这一阶段的代表性企业是各大电信运营商。比如美国的AT&T，中国的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等。

第三个阶段，办公室/工作场所的通信概念升级为信息化/计算概念。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当计算机从计算机室移动到桌面时，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办公场所革命。

正如敏捷组织（Agile Organisation）的领导人保罗·奥索普（Paul Allsopp）所说：“这个阶段的一切都是关于屏幕、不是办公桌”。这一时期的企业中，未必每个员工都有一张独立的办公桌，但几乎所有员工都会通过一台设备的屏幕进行工作。“无纸化”、“电算化”、“信息化”等词汇，不断兴起，又不断被遗弃，象征着这个阶段里日新月异的技术迭代。

这一阶段的代表企业像微软、戴尔、联想这样的办公软件和PC电脑公司，以及像思科这样的企业协作工具提供商。

第四个阶段，办公室/工作场所的信息化/计算概念进一步升级为数字化。

在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通信和计算技术之间的融合催生了“数字化”。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让人们能够在云端、终端和管道等三个层面具备了远超以往、而且还在快速提升的计算能力和传输能力。

作为诸多数字化转型进程的组成部分之一，“数字化工作场所”应运而生。很多研究机构和企业纷纷宣布，“数字化转型”正在引入一种新的“工作方式”。借助日程同步、远程视频会议、团队协作、云端文档管理、企业社交、Wiki等软件或APP工具的帮助，企业开始部署远程办公或分布式办公，并且坚信，随着这些技术工具的采用，组织生产效率必将迎来一次跃升。

对于数字化工作场所，目前几家主流的研究机构给出了不同的定义描述。

Gartner的定义是——一种持续进行的、有意识的改进，通过部署更消费化的计算环境，从而更好地促进创新和灵活的工作实践。在这一数字化工作场所（Digital Workplace）中，各种基于技术的解决方案和工具可以让员工随时随地高效、且富有创造性参与到各种性质的工作中来。

德勤则给出了一个更加技术化的定义,他们认为“数字化工作场所（Digital Workplace）包含人们用来在当下的工作场所中完成工作的所有技术——包括人力资源应用程序、核心业务应用程序以及电子邮件、即时消息和企业社交媒体工具以及虚拟会议工具”。

在Gartner和德勤的定义中，都重点强调了工作场所（workplace）和技术。

与他们不同，Digital Workplace Group的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Paul Miller在其定义中，引入了与“场所（place）”不同的“空间（space）”一词。他将数字化工作场所描述为“工作发生时所需要的、技术赋能的空间（space）”，即可简称为工作空间（Workspace）。

正是这个工作空间（Workspace）的提出，让我们具备了从第四个阶段往第五个阶段跃升的基础。

第五个阶段，数字游牧时代的办公空间。

从发展阶段来说，如果说第四个阶段依然是基于原有定义下的办公室/工作场所进行数字化升级的话，那么，我们认为，眼下最激动人心的是——如何综合运用包含数字化在内的各种手段，把任何地方都可以在特定时间段里变身为具备相应生产力的“办公室/工作空间”（这也是《湾区盒子》即将推出的数字化工作研究报告的核心主题）。

本质上说，前四个阶段的要义在于以场所（place）中心，场所要素是其他要素的前提；没有场所，其他要素都不存在。从技术工具上看，多聚焦在二维世界；而本书要探讨的第五个阶段的要义在于要以生产力中心，场所属性已经退居其次。虽然我们依然需要一个空间（space）——毕竟我们人类还是一个物理实体——但对场所（place）的要求已经大大降低。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是要脱离开当下的场所（place），转而沉浸进入一个新的空间（space）。我们认为这一阶段最核心的理念是——“Productivity as a Service”，即生产力即服务，从技术工具上看，已经可以整合二维世界和三维世界。

换句话说，过去人们对办公场所的各种升级进化，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曾经把人们绑定在这类场所中——不管出于主观还是客观——但最终的结果却是让人们可以自由摆脱它们的束缚。

所以，此刻如果我们要直接回应一下毛大庆先生那篇文章的话，我们的观点就是：无论是居家，还是呆在办公室，或许都不是人们真正想要的。人们想要的是自由，是在工作空间、工作工具等方面上的自主选择权。在自由选择的前提之下，再去看不同场所是否对人们有足够的吸引力，比如在家和共享办公之间。

三个层次：从场所到空间再到场域

历史上，办公场所的每一次革命性进化都会给个体和组织的心理、行为方式带来很大变化。说到此处，我们的讨论不得不涉及一些看上去有些“脱实向虚”的话题。

在工作场所的演变过程中，人们一方面对貌似是“身外之物”的办公场所的变迁慢慢接受下来，另一方面也在主动或被动的调适自己，以便在工作空间（不管是物理的还是虚拟的）之上构建一个新的“社会场域”。

“社会场域”的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纪社会学家库尔特勒温的“场论（field theory）”，并在美国组织学习大师奥托-夏莫《U型理论》（感知正在生成的未来）一书中得到更有针对性的论述。

在勒温看来，社会环境是人类意识互动的一个动态场域。要理解一个人的行为，必须要审视其行为的整个心理场域或“生活空间”。两者都是在多种力向量（force vector）的影响下构建起来的。

在《U型理论》一书中，奥托-夏莫表达了目前对社会场域研究重视不够的不满。他说：“科学场域理论主要有三种：电磁场，重力场和量子场理论。相比之下，关于社会场域的结构模式和状态、社会场域状态转变的条件以及由此引发的新型行为模式，我们就知之甚少了。”

如果借用奥托-夏莫的理论来观照“数字游牧”这个时代主题的话，我们会及时避免一个误区，即：仅仅专注于偏物理层面、偏技术层面的“数字化”，对“数字游牧”时代特有的“社会场域”依然无视。

事实上，截止目前大家对“社会场域”的研究投入不够是有原因的。奥托-夏莫在分析中表示，社会场域跟科学场域不同，很难在实验室中坐等出现。“社会场域的变迁涉及物质、容器和机制之间的关系”，“社会场域中的’物质’不是一样物品，而是主体和实体间的关系，还有他们不同的思考方式、谈话方式和集体行动方式。”

阿里巴巴是中国著名的互联网公司，从阿里巴巴出来的好几位高管在谈到对公司的理解时，都先后提到，到一家公司要先“闻闻味道”。首先，这个“味道”肯定不是单纯的空气新鲜度，恰恰指代的就是这个“场域”，俗称“气场”。一家对的公司，气场是对的，反之亦然。其次，一般人其实闻不出来这个味道。因为很多人段位不到，既不知道构成这种味道的因子有哪些，也不知道怎么去闻。换句话说，奥托-夏莫说搞定这种对“场域”的研究很难是因为很难量化，而且标准难以做到客观。

当然，奥托-夏莫也指出，搞定“社会场域”当然很难，但一旦突破这种难度，会对个人和组织的创新发展带来很大利益。

他认为，社会场域是一个逐渐发展的整体，可以通过5个维度观察和体验：社会空间，社会时间，集体、自我和支持场所（地球）。每次转变都会给空间、时间、自我、集体和支持场所的体验质感带来变化。

“随着我们经历了这些社会场域的转变，支持场所，即我们与地球的联系方式同样也发生了逆转：最初，我们并未注意到有东西支撑着我们，感觉就像踏过一个毫无生机的实体；接着，我们开始有所察觉，把地球视为一个有机资源，看做是一个互动的空间；再接下来，我们会深化对场域的认识，注意到地球是一个生命系统。与我们以及社会的诸多互动在诸多方面都相互连接；此时，地球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当下存在，变得神圣无比而又独一无二，是一个特别的灵性场域（spirit loci），人们的社会场域恰在此处延伸至更深层次。”

在引述了奥托-夏莫这套论述之后，我们再来观照本章以上的内容时，我们意识到，围绕着人们的工作状态/生产状态，目前已经形成了三个剖面。

在前数字化时代，一些研究者认为，没有任何一种沟通手段能比物理环境更有表现力地、更强烈地、更稳定地表现出企业的价值观与发展愿景。甚至说，如果物理环境因素没有被考虑在内，组织变革过程则可能失败。

但现在，时代变了。

如果我们只关注最底层的物理层面，我们会失去数字化时代带给我们的虚拟生产能力；如果我们在最底层的基础上，只关注到中间层面，我们则无法充分享受到数字游牧时代带给我们的真正自由。

在前数字游牧阶段，因为依然在共享工作场所（workplace），个人和组织起码还有基于共同时间和共同空间的共同体验，“社会场域”不管是否足够好，貌似会比较容易生成。然而这一些在数字游牧时代都不再存在，连工作空间（workspace）都是时有时没有，构建良好“社会场域”的难度可谓空前。

奥托-夏莫说，系统的超复杂性（hyper-complexity）程度越高，其深层次场域运作的能力就显得愈加重要，“目前，公司、组织和社团面临着三种类型的复杂性：动态复杂性（由因果关系在时空上的距离界定）、社会复杂性（由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兴趣、文化和世界观的分歧界定）和新兴复杂性（由情境中创新和变革的破坏性模式界定，在这些情境中无法用过去的模式来预测来塑造未来）”。

可以推论，步入数字游牧时代的企业和个人所遭逢的超复杂性绝对超出以往经验。

不过，此时此刻我们即入手讨论这个话题也有好处。

其一，我们在即将迈过数字游牧时代的门槛之时就及时的意识到在实现数字游牧的过程中，这三个层面缺一不可，涉及到的工作内容，包含了沟通，协作，创新，关键程序，合规性，培训，参与，价值观和文化。这有助于我们从一开始就在寻求足够健康全面的解决方案。

其二，我们也会发现，在完成从场所（place）到空间（space）的跃升之后，我们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和工具，可以让我们更平滑的再次跃升到场域（field）层面。

其三，我们可以主动通过一些数字化工具手段帮助我们更好的构建场域（field）。【END】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湾区盒子CLUB”